【原创】清华人物志——大师精神 大学之魂

雪巅苍狼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出自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12月3日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

　　所谓大学者，教书育人之所，思想汇聚之地；大楼者，非大楼也，乃一切可用之物资；大师者，非泛泛之辈，乃学术之师也，人格之师。成就大学之关键，在于大师，而非大楼。

　　这便是梅校长终其一生治校之根本，亦是清华教学之精神，由此清华建校至今一百一十年，人杰辈出，星光璀璨。

极限人物志

　　作者按：清华百年，人才辈出，均为在各个领域独当一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然篇幅有限，且应本文主题故，本栏所介绍的人物均为登上过邮票的清华人物，且以该人物邮票的极限片按邮票发行的时间顺序展示为主，加以相关文字介绍。

J.149《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一组）》（4-3）“物理学家吴有训”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1988.04.28

　　本系自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力矫现实高调及虚空之弊。——吴有训

　　吴有训（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字正之，江西高安人，物理学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

　　1916年，师从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著名的物理学家胡刚复，在胡刚复的指导下，对Ｘ射线有了基本了解。

　　1922年１月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次年加入A.H.康普顿（Compton）的研究小组，并成为康普顿得力的助手和主要合作者。

　　1925年，以精湛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工作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全面确证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发展并丰富了康普顿的工作，使这一发现更快地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并助康普顿于1927年得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8年，应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之邀担任物理学教授，自此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9年，在清华创建了国内第一所物理实验室，进行中国国内X射线散射光谱等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被严济慈誉为开了“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1934年，接替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37年又接替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他在这些领导工作中，始终把教学质量放在第一位，同时坚持教师不脱离科学研究。

　　他广揽名师，延聘学高诣深的学者到校任教。对学生的学业严格要求，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选拔学生。在叶企孙和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了闻名中外的培养物理学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基地。

　　他以严谨的作风为中国物理学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培养出钱三强、钱伟长、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王淦昌、赵九章、余瑞璜、翁文波等几代科学人才，是我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对我国科学事业特别是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J.149《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一组）》（4-4）“数学家华罗庚”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1988.04.28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华罗庚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金坛区，祖籍江苏丹阳，著名数学家。

　　他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在国际上，他的多个数学科研成果被受推崇，并以其姓氏命名，如“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 。

　　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他的多复变函数论，典型群方面的研究领先西方数学界10多年，是国际上有名的“典型群中国学派”。

　　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是他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初中时，他的数学天份受到时任金坛中学的校长、翻译家、居里夫人的学生王维克赏识，并悉心加以培养。

　　毕业后，因家境贫寒，只好中途退学，他用5年的时间，自学完成了高中及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

　　1928年，不幸染上风寒，靠新婚妻子的悉心照料挽回了性命，却因此落下左腿残疾。生活的困境，命运的坎坷丝毫没能影响他对数学的热爱。

　　1930年，他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破格招入清华数学系做助理员。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大学所有数学课程，并自学了英、法、德文、日文，还在中国及国外杂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

　　1933年，他第二次破清华大学的“记录”，再次被破格提拔为助教并教授微积分课程。

　　1935年，他第三次被清华破格提拔为教员。

　　1936年，被保送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度过了关键性的两年，其间在国外代表当时数学界最高层次的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名声鹊起，同侪佩服”。

　　1937年，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正教授。

　　1939年—1941年，随校迁至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他在昆明的一个吊脚楼上，完成了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随后几年，《堆垒素数论》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英、日、匈牙利和中文版。

　　1946年，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前往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奔向祖国的怀抱。他在归国的途中写下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喊出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之后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1955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两年后，他慧眼识珠，发掘了一位举世闻名的数学天才——陈景润，并破格将其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

　　这一破格，是一个轮回，秉承了当年清华叶企孙院长所说的“不要被资格所限”的清华风范。

雪巅苍狼

J.173《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二组）》（4-2）“天文科学家张钰哲”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1990.10.10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一心只想倡惊奇论调，欺世盗名，而不甘潜心于真理之追求，为知识而舍身，在学术上恐怕永不能有何贡献。——张钰哲

　　张钰哲（1902年2月16日—1986年7月21日），福建闽侯人，中国现代天文学家，“中华”小行星的发现者， 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他被称作是一颗“永不熄灭的星”。

　　中国天文学的最高奖—张钰哲奖，即以他命名。

　　1919年，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

　　1923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建筑系。两年后，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天文系。

　　192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在该校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工作。

　　1927年，获硕士学位。随后在叶凯士天文台著名教授G范比博（VanBiesbroeck）的指导下，用60厘米反射望远镜从事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研究工作。

　　1928年11月22日，他通过观测发现了第1125号小行星，从而在天文学上崭露头角。他把这颗小行星定名为“中华”（China）。

　　1929年，以论文《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秋，返回祖国，先应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后服务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950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一直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到1984年。在这35年期间，紫金山天文台为中国的天文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知名的天文台。这里边凝聚着他的辛劳与奉献。

　　1965年，他率领团队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设计和方案论证工作，为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做出了贡献。

　　他的一生著作甚多，共发表论文101篇，出版专著、译作10本。

　　从1928年发现“中华星”起，在随后半个多世纪中，他又陆续发现了“中国星”、“紫金山一号”、“紫金山二号”等400多颗在星历表上没有记载的新星，在它们当中，有81颗得到了国际行星中心的编号命名。

　　1978年，《国际小行星通报》宣布：为纪念张钰哲在天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哈佛大学天文台将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张”，编号为第2051号。

J.173《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二组）》（4-3）“化学工业科学家侯德榜”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1990.10.10

　　我的一切发明都属于祖国！——侯德榜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著名科学家，杰出化学家，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 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世界制碱业的权威。

　　1911年，他弃职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以10门功课1000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

　　1913年，清华学堂公布第一批高等毕业生名单，16人赴美留学，他榜上有名，并被保送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

　　1921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被特予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

　　同年，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邀聘，离美回国，承担起续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出任永利技师长。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索尔维公司的严密垄断下，他埋头钻研，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取得成功，生产出超过卜内门的优质碱。

　　同年8月，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他研发出来的红三角牌纯碱被授予金质奖章。这一袋袋的纯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志气和智慧。在成功狙击卜内门的价格战之后，真正打破了洋碱的垄断。

　　1937年1月，在他的主持下，建成了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硫酸铵的南京铔厂。这座重化工联合企业，连同永利碱厂一起，奠定了中国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化工科技人才。

　　1940年，他发明了新的制碱法，开创了世界制碱工业的新纪元。1943年，这个制碱法被中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1957年，为发展中国的小化肥工业，他发明了碳化法氮肥生产新流程，对我国农业生产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一生，他打破了索尔维集团70多年对制碱技术的垄断，发明了世界制碱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并为祖国的化工事业奋斗终生。他犹如一块坚硬的基石，与范旭东、陈调甫等实业家、化学家一起，托起了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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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4-1）“数学家熊庆来”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1992.11.20

　　熊庆来既千里马又是伯乐，除自己在数学研究领域内攀登上科学高峰之外，还着意提携后生，让后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上另一个数学高峰，为中国数学界创建了一种识才、爱才、育才的优良传统，他的慧眼卓识是中国科学家的典范。——东南大学

　　熊庆来（1893年9月11日—1969年2月3日），字迪之，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中国数学家 、教育家、中国现代数学先驱、中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称为“近代数学之父”。

　　1920年，他从马赛大学毕业，获得理科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

　　1926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应校长梅贻琦聘请，在清华创办了算学系。

　　其间，他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成为唯一的中国代表。

　　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这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得到的第一个最高学位） 。

　　1934年回国，在国立清华大学继续任教，他伯乐识马，排除一切干扰，连续三次破格提拔天才晚辈——华罗庚，使中国的数学界继续在其手上发扬光大。

　　他引进的无穷级的定义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成为以后研究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得力工具；他在正规族理论中，从相应的基本不等式出发，消去余项中的所谓原始值，从而建立相应的正规定则；他关于消去原始值、建立正规定则的方法，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海曼教授搜集与提出的全纯和亚纯函数的新正规定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

　　他先后培养指导学生有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华罗庚，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还有胡坤生、钱伟长、彭桓武、陈省身、胡坤陞、许宝、柯召、徐贤修、林家翘、吴新谋、刘光等。

　　直至60年代，已70多岁的他，还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数学家的年轻人，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

1992-19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4-4）“建筑学家梁思成”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1992.11.20

　　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行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纪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十分地繁难，你们的责任十分地重大。——梁思成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出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以他之名设立的“梁思成建筑奖”，是授予中国建筑师的最高荣誉奖，以表彰奖励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做出重大贡献和成绩的杰出建筑师。

　　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他随父亲梁启超从日本回国。

　　1915年，入读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
　　
　　1924年，他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肄业）。

　　1928年3月21日，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8月18日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他回到北平，进入了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

　　1932年，主持了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同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

1992-19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4-4）“建筑学家梁思成”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1992.11.20

　　1937年起，他和林徽因等人先后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和善化寺、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等。

　　这些重大考察结果，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为梁思成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6年，赴美国讲学，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10月，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由他与林徽因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一同并入清华建筑系，从此搬进新林院8号为家，一住就是8年。

2004-23T《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2-2）“国徽”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2004.09.30 图片摘自网络

　　这段岁月里，这里不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建时期的思想源泉，而且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北京及全国急需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庄严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抢救北京特种手工艺景泰蓝及其造型装饰设计方案……一批珍贵建议、方案相继在这里“出炉”。

　　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他绘制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北平古迹避免受到炮击，很好地保护了北京的文物和古城墙。

　　1950年初，他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方案认为：行政中心应当建设在老城区之外；北京不应当成为工业中心；北京城墙可以建设为“城墙公园”，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梁陈方案不是梁思成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狭义！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北京古城的完整留存，它所包含的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

　　可惜，没有被采纳，否则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

　　1952年，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检阅”而被拆除，他哭了。

　　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又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会场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因无法挽回而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3年，他的妻子林徽因肺病已经几乎说不出话，但为了保住永定门城楼不被拆，她指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时你们再盖的就是假古董！"

　　两年后她含屈死去。永定门城楼和箭楼还是因为“妨碍交通和有安全隐患”而在1957年被拆除。

　　但她的一语成谶，2004年，“假古董”永定门城楼重修竣工。

　　1957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拆除东直门城楼。那是唯一的明成化年间雕梁画栋阁楼式楠木建筑。整整一个星期，梁思成坐在东直门看这座城楼默默不语。之后，东直门城楼“消失”了。

　　终其一生，他拯救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到头来，却没能救回老北京城。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当作“复古”典型批判并抄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被没收。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72年1月9日，在恍惚响于耳旁的拆城的轰鸣声中，梁思成病逝于北京。

雪巅苍狼

1994-2J《爱国民主人士（第二组）》（4-3）“马叙伦”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1994.02.25

　　我们该绝对了解我和社会、世界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生命是世界整个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完成我们的生命，必须同时完成世界的生命。——马叙伦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人。著名的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

　　他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深厚，诗辞歌赋皆精，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且擅名于当时。他力主入世，但从不因宦废学，一生著述甚丰，重要的有《老子校诂》、《庄子义证》、《列子伪书考》、《六书解例》、《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石鼓文研究》、《马叙伦学术论文集》等。

　　1911年，在日本东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浙江参与筹办民团，响应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参与浙江光复，任都督府秘书，后协助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

　　在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后，他把教育和政治联系在一起。1903年，他在上海与邓实等人创办《国粹学报》时，号召“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主张通过教育和学术研究发掘中国文化遗产，推进民族民主革命，已开始融革命思想于教育之中。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教育本来是政治的一环”，“教育办好了，政治也就办好了”。

　　1922年后，历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国难会议议员。后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被推为主席，其间多处于政务和教学交替的状态。

1931年至1932年，受聘为清华中文系教授。

　　他特别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他指出年轻时要把做人的根基打坚实， “要为做人而做人，要为自己而做人”，也就是要了解人是物质构造的一种生命，又要知道应怎样完成这个生命——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乃至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提出：“教书不忘革命，读书不忘救国”。

　　他引用了宋朝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一文中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这四句话给现代青年指示一个做人方针的价值。第一句即在物质的宇宙里找出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世界整个的生命；第二句，即要为人类创立一个好的环境；第三句，是要毫无私意；第四句，就是万世太平。第二句是四句中的骨干，世界问题的本身就是这一点。第四句是“为生民立命”的目的。

　　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虽屡经宦海，但总是念念不忘“还我初服”，特别是他关于中国新式教育的构想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6-11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四组）》（4-4）“物理学家周培源”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2006.05.13　图片摘自网络

让人人享受科学技术的恩惠。——周培源


　　周培源（1902.8.28－1993.11.24），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学习期间，发表数学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受到当时数学教授郑之蕃的赞许。

　　1924年，由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因成绩优秀，被清华派送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继续完成大学课程。

　　1927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他先从师贝德曼，后改从数学家埃里克·坦普尔·贝尔（Eric Temple Bell），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并参加数学谱系计划（Mathematics Genealogy Project）。次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The Gravitational Field of a Body with Rotational Symmetry in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获得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

　　1928年秋，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在沃纳·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3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的研究。

　　1929年，赴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在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E.Pauli，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研究。

　　1929年，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其时年仅27岁。

　　1936年至1937年，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并参加了爱因斯坦（Einstein）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

　　1937年，假满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8月，侵华日军开进了清华园。他受校长梅贻琦之托，安排学校南迁，曾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这期间，他抱著科学家应为反战服务，以科学拯救祖国危亡的志向，毅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 。

　　1943年，再赴美国，先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随后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他明确提出：不做美国公民；只担任临时性职务；可以随时离去。

　　1945年，他在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两种求解湍流运动的方法，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进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湍流模式理论”流派，被公推为以雷诺应力方程为出发点的工程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性工作。

　　1947年，他携全家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并相继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在从事高等教育工作60多年中，他培养了几代力学家和物理学家，有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胡甯等。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在组织领导中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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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4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五组）》（4-3）“石油化工学家侯祥麟”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2011.05.25

　　每天工作8小时，当不了科学家——侯祥麟

　　侯祥麟（1912年4月4日—2008年12月8日），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燃料化工专家。

　　他是中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和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组织领导和指导支持了大量科技攻关，为国家填补了石油石化领域的许多重大科技空白，解决了石油石化产业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事关国家科技进步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建议。

　　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在读期间，他参加到南京政府请愿、为前线将士募捐等活动。大学毕业后考取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研究生。

　　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在西南从事煤和植物油炼制液体燃料的工作。

　　1944年12月，受党组织委派，自费留学美国。留学美国期间，参加、组织爱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

　　1945年，就读于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并获博士学位。

　　1949年初，任麻省理工学院副研究员。同年，在他和几名共产党员的推动下，在波士顿发起成立了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被选为常务干事。

　　1950年6月，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燃料研究室研究员及化工系教授。

　　1957年至1965年期间，他解决了国产喷气燃料对镍铬合金火焰筒烧蚀的关键问题，国产航空煤油于1965年获国家新产品成果一等奖。

　　他领导研制出多种特殊润滑材料，满足了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卫星和新型喷气飞机的需要。

　　他还领导了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及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五朵金花”炼油新技术的成功开发，使中国炼油技术在60年代前期很快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结束了中国人使用“洋油”的历史，成功地突破了中国以外的封锁，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炼油技术的成长和发展。

　　他在科技界德高望重，为我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石油、石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一部新中国石油科技事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以侯祥麟为代表的一代科技工作者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2005年9月，人民日报有一段对他的评价：“一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几十年来，痴心报国，矢志创造，不懈奋斗，为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石油石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功勋卓著。侯祥麟丰满厚重的人生经历，不仅留下了一串闪光的科研硕果，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正是侯祥麟一生的真实写照。

2011-14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五组）》（4-4）“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2011.05.25　图片摘自网络

　　古往今来，凡成就事业，对人类有所作为的，无不是脚踏实地，艰苦登攀的结果。——钱三强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作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

　　1937年9月，在严济慈的引荐下，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并跟随化学师葛勤黛夫人做钋的放射源研究，还在约里奥先生主持的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学习。

　　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在居里夫人的见证下结为夫妻。同年，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此后，又发现了铀核的四裂变，这一发现不仅反映了铀核特点，而且使人类能进一步探讨核裂变的普遍性。

　　导师约里奥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实验室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

　　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1948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

　　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他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心里很清楚这对于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正是他的披心沥胆的付出和团队克服万难的精神，终于在1964年，在他51岁生日之际，他们研制出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他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就如周光召所评价的：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尊敬。

雪巅苍狼

2014-25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六组）》（4-1）“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2014.10.16

　　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王淦昌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出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25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1929年6月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中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1930年，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L 迈特纳（Meitner）。

　　1931年，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

　　1932年，在迈特纳指导下，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同年12月完成了关于内转换电子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之后，他先后往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做学术访问，访问了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等欧洲著名科学中心，并与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大师进行交流。

　　1934年4月，回国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他经常对学生们说：“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

　　1954年，他与肖健共同领导建立了位于云南落雪山海拔3185米处的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并安装了自行设计建造的磁云雾室，用于观察宇宙线与物质相互作用。共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性质，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56年9月，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并被选为副所长。

　　1959年，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他领导的物理小组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

　　1961年4月，回国后受命秘密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于1962年，基本上掌握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1985年，他把研究方向转向氟化氪激光聚变研究，把原有的强流电子加速器改建成泵浦准分子激光的氟化氪激光器。经过不断改进，到1996年初，激光器输出能量达到了276焦耳，使中国准分子激光研究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成为继美、英、日本、前苏联之后具有百焦耳级氟化氪激光器的国家。

　　2007年5月27日，为纪念“我愿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1997年11月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

2014-25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六组）》（4-2）“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2014.10.16

　　科研要急国家之所急，还要先走一步，为国家长远需要早做准备。——赵九章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元勋。

　　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

　　1935年7月，进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气象学专业博士，师从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1938年10月，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其间，他率先将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开展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研究，完成了中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开创了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先河。

　　1944年，兼任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 ）理学院气象系教授，讲授动力气象学。

　　1945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做学术报告时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即“行星波不稳定概念”，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

　　他还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他深受震撼：“我们必须发展自己的卫星，才能真正进人空间科学的最前沿。”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期间，他上书周总理，提出启动卫星研制工作。1965年，中央批准了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代号“651工程”。

　　1968年10月26日，在不堪红卫兵禽兽般的折磨和对人生的彻底绝望，他服下二十几粒安眠药，终年61岁。

　　在他离世十几天后，正在办公的周总理听到这个悲惨的消息，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周总理当即打电话给中科院，指示要追查他自杀的真相。

　　令人悲愤的是，他的尸首竟然都找不到了，最终这场追查也没法进行下去。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举国上下，鼓舞欢腾。

　　然而，身为”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他却没能等到亲眼看到卫星上天的那一刻。

　　他的恩师叶企孙先生晚年在自述中曾说，“令我痛心的是两位极有才干的弟子英年惨遭不测，竟先我而离人世！”

　　这两位弟子指的是，清华大学1931级的熊大缜，另一位就是清华1929级的赵九章。叶企孙先生自述中还说：“（赵九章）壮志未酬，真乃中华一大损失”。

　　1978年，邓小平批示，为赵九章平反昭雪，恢复名誉。3月16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只是，骨灰盒里没有骨灰，这位为国家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的科学家，竟然在死后连尸骨都无法保全。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气象和人造卫星事业立下卓越功勋的科学家。1999年10月，赵九章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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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八组）》（4-1）“应用光学家王大珩”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2020.09.19

　　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把知识真正学到手，打上个人的烙印，终生不忘，也才能真正深入，并进一步实现发明创造。——王大珩

　　王大珩（1915年2月26日—2011年7月21日），生于日本东京，原籍江苏苏州，中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1年转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在著名玻璃学家特纳(W.E.S. Turner)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

　　1945年，他研制出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Bowen奖)”。

　　1948年6月，回到上海后应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先生聘请，到该所从事光学研究工作。

　　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在长春成立，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在他的领导下，该所研制出中国第一块蜗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之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

　　从60年代开始，他领导下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攻方向。先后在红外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指导改装了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的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间侦察照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特别是靶场光测设备，他领导了多种型号的研制工作。

　　1965年，他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地面设备组负责人、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他对卫星采用的跟踪体制及地面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得到采纳。

　　他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深厚，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在《王大珩从事科学事业七十三年暨九十五华诞》中对王大珩先生评价道：“他对国家光学等科技事业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技英才培养的成就，他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建议等等，都将载入史册。”“王大珩早期作为科学专家，后来作为科学组织者和战略科学家，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数十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雪巅苍狼

2016-11J《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七组）》（4-3）“物理学家叶企孙” 纪念邮票 发行日期：2014.05.08

　　叶企孙对开拓、促进中国物理学及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培育科学技术人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所提倡的教育思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清华大学 评

　　叶企孙（1898—1977年），名鸿眷，字企孙，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和奠基人、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他是“大师们背后的大师”，他是“中国科技的基石”。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肇始于他；清华能有名列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亦受孵于他。

　　在科学界里有一个说法叫“九儒生拜师门”，即是指在国家表彰的“两弹一星”功臣中，有9人是他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主政和任教期间培养的学生：王淦昌（1929届），赵九章（1933届），彭桓武（1935届），王大珩（1936届）、钱三强（1936届），陈芳允（1938届），屠守锷（1940届航空系），朱光亚、邓稼先（1945届），还有4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他们是：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

　　可以说，建国以后，国家共分为两次向二十三名科学家颁发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而其中的一半都颁发给了他的学生。

　　甚至于，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院士均来自他的门下。

　　而第一位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人——林家翘，是他的学生；第一位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中国人——戴振铎，也是他的学生。

　　他就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

　　1911年2月，他进入清华学堂，是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当时他还未满13岁。

　　191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插班进了大学三年级，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1946年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1920年6月，获理学士学位，同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先后师从著名物理学家W•杜安(Duane)和P•W•布里奇曼(Bridgman)，进行实验物理研究。

　　1921年的春夏之交，在美国物理学会华盛顿会议上，当他向与会的学者大声宣布自己的发现——《用射线方法测定普朗克常数》的时候，全场震惊了。这个昨天还梳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的东方人，一夜之间就登上了物理学的顶峰，硬生生压了整个西方物理学界一头。

　　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报争相发表了他的论文，盛赞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国际科学界很快表态，认为他的测定是当时最精确的h值。此后，更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第一次，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被铭刻在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史上。

　　1923年10月，在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取道欧洲回国。

　　1925年夏，应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之聘，到清华大学任教，并受命创建了清华物理系，任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他担任第一任院长。

　　那时，是他一个人独自支撑了理学院的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等6个系。

　　当时清华请不到老师，他就把千辛万苦请来、年龄资历都不如自己的教师吴有训的工资，定的工资比自己还高。而后又在自己盛年时，接连力荐吴有训代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一职。

　　当时还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专攻物理学的赵忠尧，尚未毕业时，他便求贤心切，几次诚恳想邀，最终感动了赵忠尧，一代物理名师最终花落清华。

　　... ...

1936年叶企孙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师生

　　就这样，在他的身边，先后聚集了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一批当时中国最强的物理学家阵容，共同托起了多灾多难的中国物理学科的研究。

　　他不止为清华请来了最好的老师，也为清华培育出了最优秀的学生。

　　在清华任教期间，说起他爱护学生和弟子，可以说无人可出其右。

　　他一生未娶，膝下无子，他就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爱护。

　　当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是他力排众议让他在清华数学系任教，又送往剑桥大学深造。日后数学大师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叶企孙先生珍藏的李政道1945年的电磁学考卷

　　当时李政道只有19岁，叶企孙破格将他送往美国深造。半个世纪之后，李政道回国，再次见到那张被他毕生珍藏的泛黄考卷，不禁哽咽。上面是他的字迹：李政道，电磁学，58+25=83分，他犹记得得恩师的话：你可以不听我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只能得25分”。回首往事，李政道动情地说：“是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当时王淦昌参加学生运动，差点被军警的枪弹所伤，他知道后，后怕不已，流着眼泪诘问：“谁让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后来，王淦昌说：“清华大学是我的摇篮，而对我毕生道路有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叶企孙教授。”

　　他心疼学生学习辛苦，担心他们营养跟不上，多次为他们买点心加餐，天冷还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学生没地方住了，他就邀请学生到自己家里住。

　　... ...
　　

叶企孙（左三），熊大缜（左二）与抗战士兵

　　在他所有的学生当中，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1938年，抗战如火如荼的时候，熊大缜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叶企孙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

　　熊大缜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他唯一能感到安慰的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熊大缜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都是来自熊大缜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遭到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那以后，便很少看到他笑，常见他坐在家中发呆，什么事情也不做。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可见叶企孙对熊大缜爱护之深。

　　然而，后来的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建国后的很多年里，他坚持为熊大缜奔走鸣冤。

　　1968，七十岁的他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他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半。一开始，任由造反派折磨，他始终不屈服，面对所有的提审，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他始终保持着读书人的风骨！

　　可是，在那个人性泯灭、丧心病狂的的年代，就算你有铁打的骨头又能如何？连续八次受到提审，在残酷的精神与肉体压迫之下，他终于“屈服”了！他被迫写过多次“笔供”，在其中一份书面交代中，他写道：“……熊之被镇压，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

　　悲哀！当心爱的弟子被无端谋害、惨遭虐杀三十年后，身为慈父和恩师的他却要忍心说出这等违心之语，真是句句血泪，字字诛心！这其中饱含着多少的辛酸、悲愤和无奈，令人潸然泪下。

　　从那之后，他疯了。

　　从1970年开始，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中关村的大街上乞讨度过的。那时的他双腿肿胀，衣着破烂，身子屈成九十度，远远望去，像一只虾米。

　　1976年，文革结束了，中国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而他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

　　1977年1月10日，他陷入昏迷，呼吸困难，被送医院抢救。期间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回清华……回清华……

　　三天后，他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平静辞世，终年79岁。

　　在他晚年时而疯癫时而清醒时，有朋友来看望他，他从书架上取出《宋书•范晔传》读一段范晔在逆境中的自述，以表白自己的心境：“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怀，应犹可寻。至于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细知。”在这种自述中，他的人格、品质和哲人风范，达到了一种圆满的境界。

　　1977年1月19日，八宝山公墓举行了他的追悼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他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更未洗刷他生前所蒙受的屈辱。作为挚友的吴有训在中途愤而退场，以示抗议。

　　按有关方面要求，他逝世的消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即使是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若查阅他的生平，也只寥寥几字而已：“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至1977年1月13日），男，汉族，物理学家，教育家，上海人。”

　　然而，当那些尘封的记忆一旦被唤醒，再坚固的力量也无法阻挡。只愿当回忆涌来，能马上躲进当年的时间里。

　　1986年，清华学生们写信给吕正操要求为他平反。

　　1992年，在他逝世十五周年之后，他的生平和业绩才终于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清华大学举行了叶企孙奖学金第一届授奖会。

　　同年，海内外知名学者172人联名上书清华大学，要求给他立铜像，这172人平均年龄72岁，几乎都是他的学生。

　　1995年4月30日，在清华大学在第三教学楼门厅内，著名科学家叶企孙的弟子王淦昌（左）和施嘉炀，为新落成的叶企孙铜像揭幕。

　　据说孩童时的叶企孙十分迷恋星空。他常常沉醉于天上耀眼的星辰，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颗，照亮漆黑的夜空。

　　幼年的他或许不知道，人们之所以能看到满天星光，不是因为星辰闪耀，而是因为夜幕深沉。而他，就是无边的浩瀚中，那一抹永恒存在的底色。

　　他没能成为星辰，因为星辰可以坠落，苍穹却永生不死。

雪巅苍狼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探望时年已94岁高龄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时候，钱老冲总理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我爱明信片

如此多的好片，一饱眼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