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晚清四大国宝】——资料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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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晚期，在有“青铜器故乡”之称的陕西，出土了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四件青铜器，轰动一时，影响深远。这四件青铜器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国宝”。

四大国宝 名副其实
中国古代青铜器数量之多，精品之佳，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与中国比肩。所谓国宝，就是精品中的精品，掐指算来，也只有那么几件、十几件。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盘为何称得上四大国宝?况且晚清以后100多年来，又出土了一些国宝级的青铜器，这4件青铜器为何还能保持“国宝”的头衔，始终名列前茅呢?

首先是这4件青铜器的体量很大。
先说毛公鼎。它的高度是53.8厘米，重34.7公斤。按照考古文物界的标准，凡是高度超过50厘米的青铜器就是大型器物了。比起毛公鼎，大盂鼎则更为出色。它高102.1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宏伟凝重，体量大大超过毛公鼎，是存世最大的西周有铭青铜器。散氏盘，又名矢人盘，通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重21.31公斤。口径超过50厘米的有铭青铜盘，迄今也没有几件。至于虢季子白盘，通高41.3厘米，口长 130.2厘米，宽82.7厘米，重215.5公斤，是迄今所见最大的青铜盘。




当然，这4件青铜器之所以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国宝”，扬名海内外，除了体量外，主要还是得益于器上的铭文。

中国古代青铜器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青铜器的显著差别在于：前者多有铭文，而后者罕有。中国古代学者多从铭文角度研究青铜器，评判青铜器价值的标准主要在铭文，而不是形制和花纹。青铜器的形制和花纹固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面貌，但是复杂的情形，尤其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多是通过文字传达给我们的。北宋到清代，文人学者无不重视青铜器铭文，从吕大临的《考古图》，到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历代青铜器著录书无不以收录青铜器铭文为主。毛公鼎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为当时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正值清代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毛公鼎焉得不受重视?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潋曾说：“使当日孔子见之(指毛公鼎)，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

毛公鼎有铭文497字，不仅是西周铭文最长的青铜器，也是青铜器王国中铭文最长的器物。近100多年来，我们希望发现比毛公鼎铭文更长的青铜器，虽然也新出土了很多长铭青铜器，有超过400字的铭文，但终究没有赶上毛公鼎。论铭文，毛公鼎当之无愧要坐第一把交椅。

正是有了长篇铭文，我们才对这四大国宝有深入、全面的了解。铭文显示四大国宝的主人身份、地位很高，非同一般。

毛公鼎的主人毛公，名字叫厝，出身名门。他的祖先——第一代毛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毛叔郑。所谓王室贵胄，子孙繁衍，到了西周晚期，这位毛公厝地位愈加显赫。据郭沫著的研究，周王非常信任他，命他治理国家，井委以专权，即是周王的命令，也要经过毛公的同意，如果毛公不同意，他可以预告臣子不遵守奉行。为了明确毛公的职权，周王还赏赐他秬(ju，黑麦)鬯(chang，祭祀的酒)、命服、车马、兵器。

大盂鼎的铭文有290字，虽不及毛公鼎，但在长篇铭文尚不多的西周早期，已是数一数二的重器了。大孟鼎的主人“盂”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他是南宫括的后人。南宫括见于《尚书•君爽》，与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并列，是文王、武王时的重臣。盂则是康王时的重臣。从康王赏赐给盂柜鬯、命服、车马以及大量的臣民来看，康王对盂极为宠信。

虢季子白盘的主人虢季子白，来自虢季家族。据李学勤先生考证，虢季是西虢的始封者虢叔的分支。虢叔曾是周武王的老师，一支封为诸侯，在现今的宝鸡，另一支就是虢季，世代在王朝为官。虢季子白能拥有如此巨大的青铜盘，不仅说明其身份显赫，也告诉我们虢季家族十分兴旺，在西周王朝很有权势。

铭文还告诉我们很多以前并不知晓的西周历史。例如在毛公鼎铭中，周王告诫毛公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铭文反映了周宣王初年形势并不宁静，宣王想依靠毛公等大臣，励精图治，实现周王朝的中兴。这对于西周晚期政治历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大盂鼎铭文中，康王对盂讲述商人如何因酗酒而亡国，文王、武王如何有盛德，灭商兴周。其内容可与《尚书•酒诰》相比照，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盂还有一件有名的青铜器，即小盂鼎。小盂鼎体量不及大盂鼎，但铭文长于大盂鼎，有390多字，是西周早期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可惜原器已遗失，仅存铭文拓本。拓本记载康王两次命令盂去征伐西北强族猃狁，结果大获而归，受到康王赏赐，也是研究西周早期政治、军事的珍贵资料。

散氏盘内底有铭文357字，铭文之长仅次于近年来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的盘。铭文记述矢国侵害了散国的土地，所以矢国赔偿散国两块土地。对于两块土地的位置、四界，以及双方参加划定地界、盟誓的人名、内容都有详细记述，是研究西周晚期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虢季子盘有铭文111字，讲述器主虢季子白奉命征伐猃狁，大获全胜，周王在周庙褒奖虢季子白，赏给他马匹、弓矢和旌旗。此铭文是研究西周晚期周王室与北方民族的关系以及西北地理的重要史料。

这4件青铜器铭文还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晚清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对毛公鼎铭文推崇备至：“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散氏盘铭文奔放率意、拙朴自然，吴大潋、刘海粟等均从中汲取丰富的艺术养分。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曾评价：“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体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至于虢季子白盘，时代已近西周末年，铭文结体严谨，字形修长秀美，实开小篆之先河，在中国古代书法演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名为国宝 命运多舛
既为国宝，自是稀有之物，谁都想拥有它，一旦出土，你争我夺，其命运之多舛也就不难理解。

毛公鼎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当初，挖出毛公鼎的乡民一点也不懂它的价值，低价售给跑乡收破烂的人。而后转卖到西安的铜匠铺，铜匠准备化成铜水，打成门扣卖钱。大约是上天怜悯，适逢古董商苏兆年、苏兆祥兄弟经过，看到鼎上有那么多铭文，知其为宝物，遂用 30两银子买下。而后，将其卖给著名收藏家陈介祺。陈介祺病故后，其孙违背祖训，于宣统二年(1910年)以万两银子卖给两广总督端方。不久，端方被抄家，毛公鼎抵押在银行。此时，毛公鼎已不再是个人的秘藏，英国、日本等外国商人对此垂涎欲滴。1935年，毛公鼎被爱国人士叶恭绰等人出资5万元购得。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恭绰将包括毛公鼎在内的7大箱文物寄存在英租界美艺公司仓库。不料消息走漏，日本宪兵队欲将这些文物劫走。情况万分危急，叶恭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赎回毛公鼎。他用钱买通宪兵队人员，同时宪兵队也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文物交还。抗战胜利后，戴笠等人也垂涎这件宝物，但在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下，毛公鼎终于由故宫博物院收购。1946年秋，蒋介石曾邀请美国特使马歇尔一同观赏毛公鼎。1 949年，毛公鼎运往台湾。至今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与毛公鼎的出土地点相近，大、小盂鼎也出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时间也相去不远，出土后的命运也十分坎坷。双鼎先是为岐山名门宋金鉴所得，岐山县令周雨樵闻知，利用权势夺得大盂鼎。后来大盂鼎复归宋金鉴。同治年间，左宗棠总督陕甘，以700两银子购得大盂鼎。左宗棠听说著名金石家潘祖荫 (字伯寅)对大盂鼎十分羡慕，因潘祖荫有恩于自己，遂慨然相赠。将大盂鼎从陕西运往北京实不容易，仅脚夫费就花去3000两银子。潘祖荫得到大盂鼎，欣喜万分，请名家治印两方：“伯寅宝藏第一”“南公鼎斋”。由此可见大盂鼎的价值。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从北京运回其家乡苏州，“谨守护持，绝不示人”。前面说到的那位两广总督端方，此时手欲伸向大盂鼎，但遭到拒绝。潘家香火不旺，子嗣相继去世，遂由潘祖年的孙媳丁达于(后改姓潘)持掌门庭。由于大盂鼎声名卓著，有人出重金求购，潘达于断然拒绝。抗日战争爆发，苏州吃紧，潘达于将大盂鼎妥善埋入地下。日寇占领苏州，潘家在劫难逃，宅中什物被掠去，所幸大盂鼎未被发现。1951年，闻知上海在筹办大型博物馆，潘达于遂将大盂鼎等无偿捐献给政府。1959年，大盂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关于散氏盘早期的流传情况有两种说法。一是据张廷济《清仪阁题跋》等资料记载，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散氏盘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1806年)盐使额勒布以重金购得，在嘉庆帝五十大寿之际作为贺礼献给皇上。二是据阮元考证，散氏盘出土于乾隆中叶(1760年左右)，为扬州江姓翰林所藏。嘉庆十四年，湖南巡抚阿毓保从一位盐商手中购得散氏盘，作为贺礼献给嘉庆帝。嘉庆以及后来的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宣统诸帝，非如乾隆儒雅，又面临内忧外患，无心欣赏散氏盘，竞让这件国宝在孤寂的皇城深处沉睡了100多年。1924年5月，溥仪逊位，内务府官员在核查物件时，在库房发现了散氏盘。散氏盘重见天日，归藏于故宫博物院。专家学者纷纷著文推介，散氏盘遂名声远播。抗战爆发后，散氏盘与其他故宫文物一同南迁。1949年又与毛公鼎一起运往台湾。至今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朝道光年间，虢季子白盘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一位农民从田间掘得，不识为何物，运回家中，放在马厩里当马槽用。时任眉县县令的徐燮均下乡游历，无意中发现了这件宝物，遂以百金购得，并在卸任之后带回老家常州。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破常州，虢季子白盘随之易主。同治三年 (1864年)，准军名将刘铭传攻占常州，得到虢季子白盘。同治十年，刘铭传在安徽肥西老家建“盘亭”一座，存放虢季子白盘，并亲笔写下“盘称国宝亭护家珍”的对联。其时虢季子白盘已是远近闻名，一纸拓片售价高达5两银子。光绪帝的老师、书法家翁同龢觊觎多时，也未能得手。军阀刘镇华在1933年至 1936年担任安徽省主席期间，一直想把虢季子白盘据为己有，软硬兼施，但刘铭传后人不为所动，始终没有交出宝物。抗战爆发后，家乡沦陷之前，刘氏子孙将虢季子白盘隐藏妥当后，举家迁往外地，日寇多次搜索刘家院宅，也未见踪影。抗战胜利后，管治安徽的桂系军阀李品仙，也多次威逼刘家交出虢季子白盘，甚至派人在刘家大院掘地三尺，但最终一无所获。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刘氏子孙将虢季子白盘捐献给国家。

历经磨难　愈显精彩
在国宝流传过程中，它们的自身价值也在经历着种种考验。其中以毛公鼎最具代表性。

陈介祺自收藏毛公鼎后，鉴于其重要性，秘不示人，由此引起世人的怀疑：此鼎是否存在?张之洞根据铭文拓本，诬蔑毛公鼎是赝品：“文辞伪舛一、词意凡杂二、通篇空泛三……陈氏以千金买赝鼎，不亦颠平?”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著述立说，认为毛公鼎是陈介祺指使人伪造的。直到20世纪70 年代，澳洲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巴纳博士还引用张之洞的诬枉之词，并声称采用所谓现代“科学”方法，证明毛公鼎是伪器，西周根本没有这样的器物。

其实，所谓毛公鼎是伪器的论调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毛公鼎是一件流传有绪的文物。其在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一带，这里是西周的王畿之地，出土过大量西周重器。除了毛公鼎，这里还出土了其他与毛氏家族有关的青铜器，应是毛氏家族的居住地。

第一位收藏毛公鼎的人是陈介祺。作为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其鉴赏功力老到，心细如发，眼光如炬。他在鉴别古器物方面的深厚学养，也得到同行们的肯定和推崇。他对毛公鼎的评价是：“此鼎较小而文字之多几五倍，盖自宋以来未有之也。典诰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观止之叹。”可谓一语中的，毛公鼎身价由此确定。毛公鼎得遇陈介祺，犹如良马遇伯乐，也是幸事一桩。

早年为毛公鼎作考释的学者有嘉兴徐同柏、日照许瀚，均为当时名流，精通文字音韵。而后有郭沫若、陈梦家、唐兰等名家作深入研究。从毛公鼎问世以来，150余年间，对它的研究几乎没有间断过。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关于毛公鼎的研究论文有30多篇，创单件有铭青铜器研究的最高纪录。至于关涉毛公鼎逸闻趣事的文章则更多。由此亦可见毛公鼎的重要价值与深远影响。

如前所说，西周晚期部分青铜器的铸造存在技术问题，如毛公鼎浇注不足，存有气泡，成型有误等，但这恰恰是特定时代的技术情况的真实反映。张之洞，卫聚贤、巴纳等人对青铜器铭文并没有深刻理解，正如陈介祺在《篮斋尺牍》所作回答：“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今人所能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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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大国宝均出土于陕西，是有原因的。陕西是西周王畿所在地，王畿出土的青铜器自然是最高级别的。西周青铜器又以长篇铭文著称，这 “四大国宝”都是长铭青铜器，研究历史万万不能缺少它们，所以它们成了中国人的宠儿、陕西人的骄傲。遗憾的是，毛公鼎、散氏盘自1949年运往台湾，从此天各一方。希望有一天四大国宝能轮流在大陆与台湾岛聚首。相信随着海峡两岸关系日益密切，这一天会很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