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邮集—昨天

李继烈

但我感到极限集邮与别的集邮不同，如果极限邮识与极限资料不与邮品同时出现在邮集上，很难体现出邮集作者极限邮识的深浅与独见，所以我坚持这样作，并在邮集上专把“极限邮识”用小块列出来，特意用黑框框起来，此举就为提高与普及大家对极限邮识的认识，后来有友向我指出这影响美观，所以在重制邮集时就把黑框框取了，这部邮集是早年制作的，未曾修改就上网了，多谢喻全福邮友的提醒，下来后即改。
看来这个邮集还要继续做下去。现在既要做，就应按照现在的意识进行修改，偶想在“集邮知识”这块，最好不仅仅标出载体的出版单位，更重要的是需标示出载体出版的年份，唯有如此，才能体现作者“集邮知识”的深浅与独见，很多明信片封套上虽没有发行的年份标注，通过作者的研究与探索，予以公示，也算是一种成果吧？做好了这一点，相信更会吸引大众化极限集邮者们的眼球，也让大家在观赏邮集的同时，在明信片版式这一块有所收获。

李继烈

在报刊杂志、集邮展览抑或网络上出现的极限邮集中，“集邮知识”这一块未见过有所说那么详尽的公示，即便是做文章，那样的公示似乎也显得冗长。极限邮集在明信片一节，通常的“公示”就明信片：发行年代、出版单位而已。
从邮集使用的素材及制作年代（2000年左右）上看，说明载体的发行年代也就是举手之劳。因邮集对戳的研究有：邮集中使用的一枚盖88年戳期的黄花岗72烈士墓极限片，是这样公示盖戳理由的——选戳地点：广州；选戳原因：黄花岗所在地。这个选戳地点与选戳原因仅是一个泛指，就如同北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制片仅标注为北京是泛指一样，标明北京王府井邮政支局、人民大会堂邮政所方为确指，黄花岗确指地当为广州沙河邮政支局。还有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片戳记的研究，个人未感觉出该邮集对邮戳较为偏重，就有了标示版式（发行时间）这一建议。
其实，极限集邮的唯一素材是极限明信片，三要素之一的“片”的知识不可或缺，因而就有了买家要求卖家在出让极限片时尽量标明载体的年代的倡议，倘若明信片发行时间在盖销邮戳之后，就使我们对上面戳记的研究失去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极限片邮戳的研究当以对载体了若指掌为前提，这同样是“给大家与后来者修修路”更为切合实际的作为。实际上，很多后来者在邮集的编组上已远远将我们抛在了身后呢。
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极限集邮者，我们能够感到，极限片三要素是互为因果，环环相扣的，在做好“点”的同时当照顾到“面”，对于通盘研究来说，借用一句“乡村爱情故事”剧组人员常用的一句话：“必须的”。